另一方面，对于特别突出，具有典范意义的道义行为，法律上的应对是奖励。
这种鉴别结构符合它们本身的客观性质。对人身权利，不论是其中的身份权还是人格权，法权说都是如此加以论证的，其中较典型的说法是：姓名（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它们本身就在不同程度上无形地凝聚着主体各种形式的体力、脑力的有效支出，或体现着主体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而这就是他们各自人格权的‘含金量或它们的财产属性的形成根据。
[30]而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法学界似乎整体上刻意回避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主流学者和著作已经对至今仍然被视为研究前沿的权利本位、义务本位、社会本位等范式的基本内容做了较系统论述，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前引张知本著作和1930年代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法学通论》教材。在这个问题上，秦文作者与我，可能见仁见智，谁也不服谁，但这里我只指明几个基本的事实，请秦文作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关注并认真思考，不急于下结论：不论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还是就客观事实而言，从主体上看，权力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7.传统法学中权利—义务矛盾只能是对权利的不同主体、不同部分之间矛盾的法学描述，涵盖面基本限于私法范围。[19]如果说这个过程讲的是劳动成果向权利的转化，那么，还原不过意味着财物的损害赔偿或权利的有偿转让。下面逐一回答秦文的具体问题： （1）秦文批评道：仅仅根据人身权受到侵害依法能获得金钱赔偿，拿钱能够治病、有助于身体健康或延长生命之类现象就断定人身权都有财产内容、而且两者间能够转化、还原，未免过于大胆。
可在完成了对它的静态研究后，再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但是，有并非一定是最不合适的名词（如权或整体权）做载体比没有载体好得多。在日常生活中，常态性期望与规范性期望相互结合，提供着期望的稳定性。
由此，就可以对无法预见的未来产生一种特定的时间拘束[1]156。规范所要实现的功能，并不是去指引守法的动机，因为守法动机存在非常大的随机性。政治系统运用的是权力媒介[1]173。而在现代社会，调解程序附着于法律的功能而存在，即让规范性期望获得稳定化。
社会沟通的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在经验层面无法相互隔绝[1]157。社会控制 一、引言 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下的法律功能具有特指：法律系统的功能，所指涉的是法律对全社会的功能。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法/不法的二元代码也就失去了作用[1]175。法律的功能并不是促成社会整合或社会控制，而是使社会规范性期望在时间上能够获得稳定的确保，虽然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性的后果[1]153。而在卢曼看来，答案的关键，就在于欧洲发展出了完备的法律文化，无论是神职法学家、英国普通法、城市法和意大利城市自治法[1]183[8]，这些都导致出现一种可诉诸司法的法律观念，它们被深刻地内建到了日常生活关系之中，从而建立起一种以反事实性方式获得稳定化的行为期望[1]184。事实上，正是按照这些全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概念，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出，似乎就表现成为一种功能丧失的状态，因为法律无法成功地面对经济上、甚至家庭或邻人等关系上的利益[1]177。
卢曼意识到，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信任的个人机制或互动机制已不再够用，必须通过法律信任来建立社会信任[2]。所谓风险，是指在权衡各种不利后果出现可能性之后的决策[1]165。这一切的前提，乃是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因为，对于社会控制或社会整合来说，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等同项[1]153(包括道德、伦理、宗教，甚至暴力等)，法律功能的特殊性并不在此。
它无需考虑规范被遵守的具体动机，恰恰相反，规范要实现反事实性期望的功能，正是无须去考虑这些动机[1]159。而时间延展性在社会沟通中，就会以期望的形式出现[1]152。
在法律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不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期望(不学习的态度)，无论是习俗、道德期待或习惯，它们都是规范性期望的形式。由于形成法/不法的二元区分，不法获得建立，并成为归类范畴，法律的时间拘束因此对不同主体带来不同影响[1]155。
这推动了法/不法二元代码的正式确立，使规范性期望在法律系统内获得稳定的实现，从而克服了一般社会层面的规范性期望的不足。法律必须预先限缩行为的自由，至少是在期望的层面上。(三) 双重模式化的其他形式 然而，决断系统只是法律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除了决断系统的双重模式化，规范性期望还存在着其他的双重模式化领域[1]170。参见：LEMPERT R, SANDERS J. An invitation to law and social science [M].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17 大量的法律人类学和民族志著作，都对此做出了深入的描述。因此，资源稀缺和行为期望规范化，是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两种不同的时间拘束的方式，它们也构建了时间拘束和社会维度之间碰撞的不同形式[1]165。(四) 法律期望的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 因此，卢曼认为，法律乃是以一种规范性(反事实性)的方式稳定社会期望，即使期望失落，它仍要维持此种期望，从而提升对未来的时间拘束，这就与一般社会习惯的任意偏好性产生了区别[1]157。
前文提到的抽象意义的法律系统的反身性网络化运作，在经验层面，就是通过这些组织化的决断系统予以展开。二、法律与时间性问题 (一) 法律：全社会、意义与时间 当谈到法律的功能，首先需要追问，法律功能服务的对象是谁？是针对个人的功能，还是针对人际互动的功能，抑或针对公司或政治组织的功能？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视角下，法律的功能，是针对全社会系统的功能，是要解决全社会系统的问题。
例如，信用卡系统除了可以利用法律的辅助，也可以在法律之外对支付提供其他保障手段。由此，卢曼对法律功能的分析，重点就落在法律对社会沟通的时间维度的影响[1]153。
参见：参考文献[1], 第188页。那么，法律系统作为一个自创生的、运作封闭的系统，它要独立地实现自己的功能，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在这里，卢曼首先认为，法律系统运作的所有经验性条件，并不需要在法律系统中被制造出来，因为不需要将世界纳入到系统当中[1]168。
重要的是法官如何判决[1]172。在卢曼看来，传统法学理论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提问方式[1]152，它们讨论法律会给个体带来什么，法律针对个人解决了什么问题，法律对个人形成何种激励和约束。法律的功能模式既不取决于主权者，也不取决于社会，而是在法律系统中被反身性地给定。(四) 时间拘束的功能等同项：法律、经济、风险 时间拘束会不可避免产生社会成本，社会沟通的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存在张力，而且，此种张力并不局限于法律系统[1]164。
事实上，法律功能的核心在于时间，而非社会。法律作为一个事后启动的免疫系统，它会建立起自身的历史，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则会不断推动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化[1]183。
邓肯·肯尼迪.法律教育与等级制度的再生产[M].蔡琳,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从作为全社会的功能系统的分出角度而言，法律系统只能承担一项功能。
传统法社会学因此会提出关于法律的替代选项这些命题。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由此形成特定的结构耦合。
同时，法律的冲突解决机制本身也具有狭隘性。所以，法律系统必须针对这些可能性，在不考虑特定主体和具体冲突细节的情况下，预先就作出规范上的决断[1]155。这样一种双重模式化的结果，就是使法律决断本身即具有了规范化的力量[1]169。但在卢曼看来，法律并不是依靠权力或制裁，来确保行动或不行动，法律的功能，更不是去回应政治性计划无法充分实现的问题。
即法律功能是对行为的调控以及冲突的解决[1]179。13 伯尔曼的著名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也正是此处所说的对规范性期望抱持规范性期望。
作为组织，决断系统又可分为法院和议会(司法和立法)，它们通过成员/非成员的区分分化出来，担负专门制造法律决断的义务，这些法律决断必须以法律系统的纲要即法律规范作为准则[1]169。所以，法律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实正是在对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的稳定基础上进行运作的，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反身性运作，法律系统才得以分化出来[1]170。
特别是在如家庭、工作场所这些需要维持亲密关系的领域，人们都会更倾向于采用其他方式解决冲突，而不是选择诉讼性的司法手段[1]180。甚至在普通法系国家，对法院的利用也是非常有限的?[1]181。
